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在39岁时离世,次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北宋。新王朝的建立,意味着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不仅是典章制度和服饰的变更,最重要的是确定都城的所在地。
面对曾经作为都城的长安和洛阳等险要之地,北宋君臣最终选择了位于平原地带的开封。这一决定在166年后导致金兵长驱直入,攻破汴梁,引发了两宋难以启齿的“靖康之乱”。
然而,后人常常用结果导向思维来评判赵匡胤的决定,实际上,在北宋初年,帝国境内确实没有比开封更合适的选择。从盛唐的衰败到五代十国的动荡,长安和洛阳经历了安史之乱、黄巢起兵、藩镇混战和朱温叛唐,多次被攻陷,每一次兵灾对这两座城市都是一场浩劫,史书记载东西两都“十焚六七”。因此,当时的长安和洛阳与汉唐时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即使赵匡胤有心将都城设在这里,这两地也无法承担起首都的职能。
此外,气候的变化和大运河的开通,导致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向东南移动,关中的农业环境基础已不复存在。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我们可以从只言片语中了解到当时关中的景象,那里是沃野千里,植被繁茂,与今天光秃秃的西北高原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这是因为在西周秦汉时期,关中气候湿润,北方雨量充沛,从渭河平原到河西走廊都是一片水草丰美的土地,黄土高坡上森林密布,鸟兽成群。
然而,从东汉末年开始,关中的农业环境开始恶化,随着气候逐渐变冷,西北的农业环境遭到破坏,土地荒漠化加剧,许多半耕半牧的少数民族也开始向关中渗透。到隋唐时期,仅靠渭河平原的土地已无法养活长安庞大的人口,朝廷要么前往东都洛阳就食,要么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东部向关中运粮。经过战乱的破坏,长安和洛阳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到北宋建立之初,即便是条件尚好的洛阳也仅剩两万人口,与盛唐时期动辄百十万人的大都市相比实在不值一提。
大运河的开通对削弱长安和洛阳的经济地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尽管隋朝因运河而亡,但东部却因运河而兴盛,尤其是江南地区,自此贡献天下一半的财赋。而开封位于运河之侧,不仅维系着南北经济,更可控制天下财政,宋代《清明上河图》中的东京汴梁就是当时开封繁华的写照。当然,上述原因多是客观方面的考虑,从主观上讲,以赵光义为首的群臣更是极力反对迁都之事。
在唐宋之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除了后唐定都洛阳外,其余四个朝代均定都开封,这使得官僚集团们的利益在开封城内盘根错节。北宋通过和平过渡取代后周,不得不对前朝皇族和官僚群体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而这部分人都是定都开封的坚定支持者。其中,北宋二号人物赵光义更是公开反对迁都事宜,因为他当时担任开封府尹,所有势力都盘踞在汴梁,一旦迁往别处,他的影响力必然大打折扣。
最后一点是来自正北方向的威胁。我们常说“天子守国门”,但宋朝何尝不是另一种版本的“天子守国门”?当时,幽云十六州已尽数落入契丹之手,华北平原门户大开,如果选择定都关中,朝廷倒还安全,但整个中原都要面临辽国骑兵的扫荡。赵氏兄弟对国家的前景有一整套设计,他们不会也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宁愿囤驻重兵于开封周围,也要死死守住帝国的北部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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