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沃拉 威廉姆·霍尔登

贾

5月15日，在布法罗，18岁的凶手熟练地向面前的非裔人群开枪，造成数十人伤亡。又一次壮观的极右翼恐怖袭击，从第一视角来看，把恐怖袭击的血腥场面变成了射击游戏场景。他与其说是在向自己的偶像——新西兰恐怖袭击者致敬，不如说是无聊的重复——除了模仿新西兰案中枪支上潦草的类似符号，年轻的凶手还大段大段地复制粘贴自己的宣言。他在原创内容中，为了推断种族主义的合理性，摘录了分子人类学和社会遗传学方面的论文内容，同时在真正需要严肃论证的时候，使用大量模因图和表情包形式的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基本上都是从4chan等另类右翼活跃网站上流传的，以填补自己论证能力的不足。或许可以说，对于这个高中时代的杀人犯来说，理解极右意识形态理论，然后咀嚼、反刍，形成一个“宣言”，要求太高了。所以当他遇到说服困难的时候，他就求助于自己一开始说服自己的东西——网络表情包。与其他一些恐怖分子的政治宣言相比，水牛罪犯甚至不能“显得严肃”。

当地时间2022年5月16日，美国纽约，调查人员在现场工作。当地时间14日，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家超市发生严重枪击事件。枪击造成10人死亡，3人受伤。10名受害者都是非裔美国人。

尽管如此，指出他在意识形态上的幼稚和肤浅并不能成为他攻击的性质和严重性的借口。水牛案明显受之前袭击事件的影响，至今仍是欧美极右恐怖袭击新趋势的代表。这说明新一代白人至上的极右——或者说“白右”——已经在西方世界形成了类似的意识形态话语和行动模式。

对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绝大多数欧洲极右翼恐怖分子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一个行动所附带的宣言和信息，而是行动本身。他们往往是40岁以下的白人异性恋男性，并有意识地使用挑衅性的言论、政治暴力，甚至暗杀来加速社会共识的崩溃和分裂。类似60年代受意大利法西斯evola影响的欧洲恐怖分子，都是加速器，可以说是一致的。此外，由于网络是极端主义的主要阵地，与以往有组织的袭击不同，如今的极右翼恐怖分子基本都是独狼式袭击，与现有的极右翼组织没有直接联系。与此同时，在2011年挪威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十几年里，这些新的恐怖分子在杀害无辜平民的同时，还要发表宣言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并列出准备袭击的过程，以便后人模仿，这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传统。他们还会自发地相互引用和致敬，形成对“烈士”的松散崇拜，并在极右翼群体中以模因的形式被“神圣化”，激励未来的恐怖分子。有意思的是，虽然他们理论上受益于欧洲，但他们活跃的网络平台大部分是美国用户，他们的攻击方式从传统的爆炸变成了美国常见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而且他们习惯用英语作为宣言语言，这明显显示了美国流行文化的影响。

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大多自称为“民族主义者”，因为法国的“新右派”理论。与此同时，“大置换”、“犹太世界秩序”、“文化长征”等阴谋论从欧洲极右通过4chan等网络平台迅速传播。在与美国白人至上传统结合后，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主流右翼共同言论和极端分子。另一方面，原本属于传统政治左派的话题，如身份证治理、性别政治、气候变化、本土文化保护等，都被用来包装世界末日、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等极右思想，而这些极右思想也吸收了更多在左派更为常见的反资本主义、反霸权、反全球化等观点。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白人右派”比保守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等右翼政治派别更接近新纳粹。

虽然这些极端分子在细节上有不同的见解，但他们有意无意地通过恐怖袭击来练习加速，他们渴望通过袭击成名。早在新西兰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时，新西兰当局和媒体的回应是拒绝直接报道凶手的名字，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成为布法罗的偶像。在一系列宣言攻击之后，除了回答他们是谁，为什么要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意义上这么做，我们还应该回答两个简单的问题——他们在说什么？如何防止他们毒害我们？

从大学炸弹客到水牛:独狼+宣言回旋镖

在《布法罗宣言》中，凶手佩顿·詹德伦列出了一长串其他极右翼恐怖分子的名单，其中大部分人都像他一样留下了政治宣言。其中，2019年新西兰恐袭案中的布雷顿·塔兰特“让他变得最极端”，而塔兰特则认为2011年挪威恐袭案中的布雷维克是他的榜样，并谎称与他有联系。除了最著名的两个恐怖分子，袭击博韦犹太教堂的约翰·欧内斯特，袭击查尔斯顿黑人教堂的迪伦·鲁夫，甚至德国和挪威，都出现了造成大规模伤亡的模仿者。他们基本都是通过网络“自学”，走极端，自称“人种兵”。他们一般选择非白人群体进行攻击，并留下政治宣言，包括自己的动机和作案手法。更特别的是，除了这些极端民族主义、极右的恐怖袭击，近年来还出现了厌恶女性的恐怖分子，比如2014年的埃利奥特·罗杰(Elliott Roger)，他杀死了自己的室友，然后在街上随意开枪，造成20人伤亡，然后自杀。我没有把自己归类为民族仇杀的恐怖烈士，但我之前也写过宣言表达我对女性的厌恶，后来成为仇视女性的“因塞尔”(非自愿独身，“剩男”)群体中的“圣人”，产生了很多攻击女性的模仿者。

很多人追溯到布雷维克的《极右翼恐怖分子宣言》传统，但有趣的是，布雷维克其实是抄袭了美国“尤那邦摩”泰德·卡钦斯基(Ted Kaczynski)，但他把卡钦斯基攻击的对象从黑人和左派分子，变成了穆斯林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反对现代工业技术和社会进步主义的卡钦斯基写道:“左派主义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疯癫最普遍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关于左派分子心理的讨论可以作为讨论现代社会问题的引子。”布雷维克将其改为“在我们的世界里，疯癫最普遍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多元文化主义，因此讨论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心理可以作为整个西欧问题讨论的引子。”在另一段中，卡钦斯基批评实施平权法案的左派是自发的伪君子，而不是真正的受压迫者。“政治正确的基础在于大学教授，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舒适的薪水，而且大多数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异性恋白人。”布雷维克稍作改动:“政治正确的根据地在政府雇员、政治家、大学教授、政府广播公司记者和出版商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舒适的薪水，大多数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异性恋欧洲人。”更有趣的是，两人都幻想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组织。卡钦斯基在他的炸弹上标记字母“FC”以象征他幻想的“自由俱乐部”，而布雷维克认为他属于一个复兴基督教秩序的地下组织——圣殿骑士。

卡钦斯基1942年出生于芝加哥，原本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数学家，但在1969年，他突然放弃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颇有前途的教职工作，前往美国中西部的森林隐居，打算彻底放弃现代科技，过上自给自足的原生态生活。在目睹商业开发对他隐居之地造成的环境破坏后，他于1978年开始向大学和媒体机构邮寄炸弹，作为对美国社会的报复。他一直活跃到20世纪90年代，联邦调查局无法确定他的真实身份。1996年，他甚至威胁要出版他的《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否则他将派炸弹把他们炸飞，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有政治宣言的独狼恐怖分子。这种大胆的行为最终暴露了他的身份。被弟弟认出后，他在森林里自己的小屋里被捕。

即使当时出版社受到炸弹威胁，但《卡钦斯基宣言》并不是一部疯狂的作品，在当时受到很多人的赞赏。被判无期徒刑后，他仍有“作品”继续出版。某种程度上，卡钦斯基很像19世纪的卢德派。他们意识到技术进步剥削了工人或环境，却无法认识到技术背后的资本主义驱动力，并将其归咎于技术本身。卡钦斯基认为，工业社会摧毁了个人的能力，迫使个人依附于超大型组织，而左翼则认同无孔不入、干预一切的现代社会。他认为人类应该回归自然秩序，回归与土地的联系。

布雷维克显然非常认可卡钦斯基，尤其是因为他能够迫使公众接受他的政治宣言。布雷维克认为，他的攻击本质上是针对其意识形态的“营销”行动。他将自己的攻击称为“这本书真正的营销活动”，并表示“所有抵抗战士学习销售和营销的基本知识非常重要。”对他来说，攻击本身只是这个宣言的副产品，真正的信息已经包含在书中了。但是，很难说有人能受得了他1000多页的长篇大论。

2020年8月24日，塔兰特在庭审现场。2019年，他在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中谋杀了51名穆斯林。

在信息的传递上，塔兰特比他聪明多了。虽然他模仿了布雷维克的自问自答、自我解释和行动指南，但他的宣言只有80多页，还直接对保守派等不同群体喊话，语言轻松，加强了可读性。他把黑太阳(纳粹的象征)和1488(14代表白人至上的14字口号；8代表第八个字母H，HH是希特勒万岁的缩写)、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占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那一年)等极右翼的符号和标志被画在枪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益智游戏。而且他还“首创”了网络直播平台的攻击直播，通过第一人称视角让整个画面看起来非常游戏化。塔兰特的宣言并不是他真正想传达的信息。更多的信息在他的攻击本身，供模仿者观看、模仿和解读。作为一个资深4chan用户，他非常清楚trolling和shitposting是如何把严肃的话题解构为笑话和八卦的。他的目的不是扩大宣言本身的读者，而是增加对恐怖袭击的接受度。它短短的篇幅本身就是一个有利于病毒式传播的设计，甚至宣言本身的内容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反映了他真实的政治信仰，而是半真半假。比如，塔兰特自称周游过世界，参加过布雷维克在波兰组织的“圣殿骑士”的活动。警方在后续调查中发现，这条信息其实是他精心准备的钓鱼行为，也就是所谓的“造谣、传谣、断腿”。他确实去了波兰。当时当地有一个同名的极右组织，但那个组织只是出售圣殿骑士周围的产品来资助反穆斯林运动，而不是某个地下恐怖组织。与精神错乱的布雷维克不同，塔兰特没有精心准备自己的政治宣言，而是把它变成了一个信息迷宫，吸引人们花更多的精力去了解和分析自己。

可惜塔兰特已经成功了。许多恐怖分子宣言声称，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塔兰特，而不是布雷维克。比如布法罗的凶手说，他经常看到塔兰特攻击4chan的表情包，才会对他产生好奇。而他的“带有环保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成为极右翼恐怖分子的最爱。比如，早前在埃尔帕索攻击拉美裔的Patrick Crusius，也在宣言中接受了“生态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但是，他们都专注于白人如何被其他种族“消灭”和“白人种族灭绝”，而不是讨论如何通过杀人来保护环境。当他们提到他们选择的袭击地点时，他们都是通过尽可能多地造成其他种族的伤亡来报复和保护白人，而不是基于对当地环境的意义。很明显，枪手向无辜民众开枪，并不是为了恢复自然之美，而是为了恢复白人至上的美。

卡钦斯基案催生了一种将政治宣言与恐怖袭击捆绑在一起的形式，几十年后被大洋彼岸的恐怖分子吊诡地模仿，并从原文中照搬原版，其中反科技、反左派的元素也引起了更大的共鸣，最终回到了美国。当然，布雷维克作为新一代的始作俑者，由于精神疾病，分不清幻想和现实，可能也不知道哪些是原创，哪些是抄袭。然而，除了他，接连有很多恐怖分子开始像卡钦斯基一样热爱环境，两代恐怖分子跨越30年的共鸣并非偶然。

“血与土”:生物地域主义的种族主义

在《水牛宣言》中，有大量来自遗传学、分子人类学和社会遗传学论文的链接和统计图表，加上一些把人划分为“单倍体群体”的胡言乱语，在一篇主要由模因和导购组成的文本中显得十分抢眼。首先必须强调的是，科学期刊论文的正确打开方式，不应该作为既定的事实和结论来证明一个在这篇论文之前已经产生的坚定信念，而应该作为讨论的基础。不过话说回来，一个18岁的高中生自然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科学严谨的态度。当然，他既不会用也不想用这些论文做文献综述——因为很快他就开始用类似的方式列出圣经片段和表情包来“证实”。这种雷克斯式的表现，不仅证明了他们无法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原理，也说明了他们在乎用科学包装自己从19世纪(甚至更早)继承的思想。

因此，我们可以跳过科学素养教育这一部分，直接看作者列举的目的:“我相信所有的种族和人类都属于地球，只是在生物意义上出现的地方。”白人不属于尼日利亚，就像黑人不属于英国一样。它们受地球面积的影响，就像它们塑造自己的地球一样。“如果把种族换成了血缘，那么这段话就是典型的‘血与土’的纳粹口号的延伸版，而这段话恰恰高度概括了其他‘种族战士’的信仰。他们认为，每个人都与祖先生活的土地有着天然的联系，移民是“连根拔起”，这不仅违背了祖先的决定，也违背了自然秩序的决定。他们认为种族是一种自然的、科学的生物差异，不同的种族应该活跃在自己自然发生的地区——除了那些近几个世纪以来被移民“锚定”的地区，比如澳大利亚、阿根廷、美国等等。在《布法罗宣言》中，为了标榜平等对待，特别写明“阿拉伯人锚定的伊拉克和伊朗”也是例外，反映了作者对这两个国家的无知。

“血与土”的口号源于18、19世纪流行的地理决定论。比如孟德斯鸠在《论法律的起源》中就用气候和地理因素解释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在德国，这个口号源自浪漫主义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他也是早期泛日耳曼主义的先驱之一。他认为德国人是最纯粹的民族，主张在人地一体的基础上保护自然，而他的学生、德国民俗学之父威廉·海因里希·里尔则进一步提出，只有保护德国的自然，才能保护德国。在他们眼中，农民是与自然联系最紧密的人，所以他们是最保守、最纯粹的具有民族精神的人，他们是德意志民族的根基。正是这种观点促使里尔研究德国乡村民俗，并将其视为德国民族精神的典范，认为德国精神就是反对犹太人代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这种浪漫主义和农业主义的民族主义很快成为德国统一运动的一部分，塑造了当时流行的“群众运动”(又称种族运动)，并在19世纪下半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博物学家艾伦斯特·赫克尔首先引入了“生态”一词，他还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了德国。他认为人和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进化论的原理也应该适用于人类，所以需要优生学来消除不良个体的污染。此外，他还认为人类的不同种族起源于不同的古人类物种，是本质上不同的生物，其中最高的是日耳曼人。这一观点被他的学生威利巴尔德·亨切尔继承，但汉茨切尔比他走得更远，直接投入到优生学的实践中。《伐楼拿》的作者Haentschel认为，日耳曼人的祖先是雅利安人，雅利安人的更高级与他们所居住的土地有着神秘的联系，这使他们成为更高级的种族。因此，他认为应该向东夺回斯拉夫人占领的土地，恢复雅利安人的生存。这本书使他名声大振，他进一步建议组织1000对血统纯正的健康男女下乡培育，进行基于群婚制的优生育种，以便将来为德国人更新血液。1923年，他建立了“Artamanen-Gesellschaft”，这个词是他根据中古德语词根杜撰的，意思是“农业人”。阿塔门联盟主要是一个青年运动，结合了当时一个名为“Lebenrseform”的大众健康运动。大多数成员反对现代城市生活，但希望模仿和恢复农村生活习俗，以振兴雅利安民族。后来成为纳粹的德国粮食和农业部长理查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达雷尔是纳粹运动中最早提出并普及“血与土”口号的理论家，也是纳粹优生学的主要推动者。

在战后时代，法国的《新权利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远离暴力政治运动，转向“元政治”和理论研究，为极右政治运动构建新的知识框架。作为欧洲极右理论家的“承载者”，当然没有放弃“血与土”，只是用了别的称呼。法国新右翼代表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解释说:“保护自己的人民，就是保护自己的自然和文化。”许多新右翼分子也支持“去增长”运动，反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恢复自然环境的无休止扩张。受他们的影响，“身份认同”(génération identiti are)直接把生物多样性延伸到文化上，认为不同文化的移民就像“入侵物种”，必须通过遣返移民来保护各种文化的多样性。

2022年1月19日，法国斯特拉斯堡，约旦·巴德拉在当天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讲。

如今，法国极右翼已经完全接受了环保主义。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甚至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提出“欧洲生态文明”，其新党首乔丹·巴德拉称“生态最好的盟友是边界。”在他们的理解中，自然是民族性的基础，而民族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应该加强对边境的控制，其本质就是种族隔离和封闭社会。这一理论，被称为民族多元主义或民族区域主义，显然影响了布雷维克，也反映在他的宣言。美国人将其重新包装为“生物区域主义”，认为政治和文化应该像生物圈一样存在于他们的原生环境中，他们能提出的解决方案当然很简单:阻止世界上所有的移民，把他们和他们的后代送回他们的家乡，或者直接从肉体上消灭他们。通过强调生物，他们也更方便形成欧美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联盟。毕竟在他们看来，他们是“生物意义上”的天然盟友。美国另类右翼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德·斯宾塞曾在2017年夏洛茨维尔极右集会宣言中提出“我们是自然秩序中特殊的一部分…欧洲国家应该投资于国家公园、荒野保护区、野生动物栖息地以及多产和可持续的农场和牧场。”

当极右不知道如何解释他们为什么信仰某种观念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祭出“自然秩序”的幌子，好像一切自然都没问题。但当他们开始将自己与动物相比较时，他们实际上要么违反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要么不顾科学原则，将哺乳动物与某些海鲜相比较。毕竟按照基督教的自然秩序，上帝的创造是不平等的，人类有着特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右翼学者试图用动物学和生态学来解释人类的行为或道德取向。比如用龙虾打架血清素分泌规律来论证人类社会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其实无非是一种细节更丰富的社会有机论，认为社会运行规律可以参考其他有机物质。12世纪英国主教论证社会是一个人体，所以底层的各类人都要服从上层的领导。所谓自然秩序的迷信的命运在于人类社会与自然比较时如何选择边界和对象。右翼为什么不举出柑橘等植物的大量自然跨物种杂交来论证人类社会应该废除婚姻制度或者鼓励更宽容的移民和混血家庭？还是在性和道德上对与人类共享99%以上基因的倭黑猩猩？这些比较往往超越了生物学和生态学严格的科学原理和规范，而把科学上可以讨论的结果变成毫无疑问的信念，并没有使论证更加科学，只是强化了先入为主的信念。

在《恐怖分子宣言》中，他们还把新马尔萨斯主义和“深层生态学”结合起来，把人类的高生育率视为生态圈的最大威胁，并进一步把问题转移到“高生育率”的群体——穆斯林、非裔和拉美裔，从而与“大置换”——一种主流的极右阴谋论完美结合。在大置换的世界观下，欧洲深陷被外来殖民者同化，摧毁自身文化的危机。这些殖民者最终会通过移民和大量生育取代欧洲原有的人类。

生态法西斯主义体现了新右翼战略的成功:一种完全生长在极右知识传统中的观点，可以通过战略理论建构披上自由主义和左翼理论的外衣，混淆公众对它的判断。“大置换”是这一策略的下一步:极右思想经过伪装后成为大众媒体上可以讨论的东西，大众会不自觉地吸收原本被认为是禁忌的话题，导致更多的人走向极端。在激进置换的“祖国”法国，激进置换仍被许多人视为极右的象征。在其他地方，不仅白人至上团体和恐怖分子在使用这个词，就连塔克·卡尔森这样的公众人物也完全不怕用激进的替代来支持反移民和种族主义政策。

责任编辑:秦无